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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耳其危机或致“脆弱五国”崩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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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8-19 14:28:00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延烧全球,其北约盟友土耳其成为最新的受害者。

8月13日,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一度“破7”,创下历史新低,并引发新兴市场多种货币暴跌。在卡塔尔宣布向土耳其提供150亿美元援助之后,土耳其里拉汇率逐步回升。8月14日,土耳其里拉对美元一度大幅拉升超过8%,投资者对土耳其危机的担忧情绪稍有降温。当大家松一口气时,8月16日美国却又突然宣布将加大对土耳其的制裁,直接导致里拉再2分钟内暴跌2000点。在过去一年间,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价值下跌超40%,放眼全球也只有阿根廷比索可以与之“媲美”。作为中东第一大国、北约成员国、欧盟扩大候选国、新型经济体之一,土耳其国内经济危机迅速影响全球金融市场,各国主要指数均有较大幅度震荡,全球恐慌情绪攀升。

据《每日经济新闻》称,汇率失血对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来说,还只是外伤的话,对于本身就“贫血”的土耳其,可谓身心俱残。长久以来,土耳其极高的物价腐蚀着经济的增长。而根据土耳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,今年7月土耳其通胀率(CPI)达到了15.85%,创下14年来的新高。

从GDP数字来看,土耳其经济可谓“看上去很美”。根据土耳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,在最近10年来,除了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以外,土耳其GDP增速基本能保持在7%以上,甚至几次突破10%。但是华丽的GDP数字背后,是债台高筑的残酷现实。根据土耳其财政部数据,2018年第一季度,土耳其外债总额达到4667亿美元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,土耳其2017年的GDP仅为8495亿美元,相当于外债占GDP的55%左右!此外,自2014年起,土耳其的货币供应量以16%的年增长率增长;自2016年起,增长率达到18%。在货币闸门如此“放水”的操作下,土耳其的通胀率也居高不下。8月3日,土耳其统计局宣布,今年7月土耳其CPI同比上涨15.85%,创造了2004年1月以来的最高记录。土耳其央行的官方政策将理想的通胀率定为5%。

土耳其成为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以及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的“受害者”,这并非偶然因素,因为土耳其在数年之前已被列为“脆弱之国”(Fragile Five)。2013年和2017年,摩根士丹利(Morgan Stanley)和标准普尔(Standard & Poor's)分别给出了不同版本的脆弱五国,其中土耳其两次上榜。

2013年,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(Ben S. Bernanke)暗示美联储即将削减债券购买,新兴市场货币暴跌,全球市场陷入恐慌,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“削减恐慌”。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根据这一波市场冲击中新兴市场的表现,评估出“脆弱五国”:印度、巴西、印尼、南非、土耳其。

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较高且持续增长的经常账户赤字,从而越来越依赖外来资本流入。摩根士丹利指出,为了应对“削减恐慌”带来的冲击,新兴经济体,尤其是“脆弱五国”都采取了跟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,但选择性忽略了本国经济与经常账户中更深层次的问题。摩根士丹利将这一时期新兴市场的反应与次贷危机时期作比,彼时新兴市场都采取了有效措施维持了本国经济增长,但是却导致经济内生更为不平衡。结果就是出口增长虽然出现温和复苏,但是不会作出结构性的变革。 摩根士丹利认为,全球增长越来越成为一场零和游戏,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是以其他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为代价的。

自“脆弱五国”一词五年前问世以来,这五国货币至今无一上涨。其中,土耳其里拉的汇率已不及五年前的40%,巴西雷亚尔和南非兰特的跌幅则紧随其后。

长江证券表示,全球景气回落和强势美元环境中,由于遭受资本外流冲击,多个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景气将显著承压。同时,若央行持续、大幅加息,国内杠杆水平较高的巴西、智利、韩国、新加坡和印度等或因被迫去杠杆,景气加速下滑、甚至陷入衰退。

除此之外,由于美国即将全面制裁伊朗、打压伊朗原油出口,伊朗也可能遭遇无法偿还外债、爆发外债危机局面,经济景气趋于加速下滑。

结合主要新兴经济体短期外债/外汇储备、经常帐余额/GDP、本币汇率贬值幅度、基准利率以及杠杆率水平。我们发现,本轮全球景气回落和强美元环境下,由于遭受资本外流冲击,除了土耳其,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短期偿债压力将大幅上升、极端情况下存在爆发外债危机可能。

8月15日,澎湃新闻援引国际金融协会(IIF)最新报告指出,土耳其里拉今年年初被高估(新兴市场中最被高估的货币),因此大量里拉被卖出、汇率暴跌的局面只是汇率“脱靶”(提前迅猛下跌)至一个合理价格区间的体现,即一次性修正。土耳其的未来不容乐观,即便假设土耳其经常账户赤字大幅削减,其外部融资需求仍然显著,这将进一步消耗外储。阿根廷的情况也与土耳其类似。

2018年年初IIF已将新兴经济体标注为风险级,因为近年来资金大量流入新兴经济体,且表现为大量非居民资产配置流入,新兴经济体中尤为危险的是阿根廷和土耳其。IIF认为新兴市场的脆弱性还会向更大范围扩散,且高度集中于部分国家,这决定了风险有极大的传染性,部分国家汇率下跌比2013年削减恐慌时更为严重,这当中南非、印尼、黎巴嫩、埃及和哥伦比亚也尤为危险。新兴经济体仍然很脆弱,除了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影响外,贸易摩擦对汇率的外溢作用将愈发显现;阿根廷和土耳其不平衡假话也会加大风险的传染性。

2017年,标准普尔又发布“新脆弱五国”报告,土耳其位列“新脆弱五国”榜首,五国分别为土耳其、阿根廷、巴基斯坦、埃及和卡塔尔。标普指出,“新脆弱五国”的共同特点是大规模经常账户赤字,以及国内储蓄率不足以支撑国内投资。脆弱国家们能得以“安全”地度过过去几年,主要是因为全球宽松的货币环境。但是,当美联储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后,这一环境就变了。标普认为,新兴市场的危机更有可能源于金融账户的赤字而非经常账户赤字。除了监测经常账户外,标普还将外汇储备、外部融资需求、外债等都作为变量计量在内,在对世界最大20个新兴市场主权国家进行分析后,标普发现,作为原脆弱五国成员的土耳其,是“唯一一个无论选择怎样的衡量变量始终榜上有名的国家”。这些国家都表现为外债占比较高,对外资产负债表较弱。

据安邦咨询在8月15日的《逆全球化加剧了‘零和游戏’》专栏分析称,从“脆弱五国”到“新脆弱五国”,以及克鲁格曼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“亚洲神话”的批评,都揭示出新兴市场国家在发展时的先天脆弱性。更值得注意的是摩根士丹利指出的一种变化——全球经济增长越来越变成一场“零和游戏”。这意味着,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是以其他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为代价的。

在全球化时代,经济增长“零和游戏”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,这既不符合经济学关于分工和贸易的理论,也不符合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经济实践。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的十几年深入参与全球化,与全球市场实现了共赢。但是,当世界进入一个反自由贸易、关税壁垒林立、投资障碍升高的新时代,自由贸易和全球分工受到威胁,这时候的全球“共赢”局面开始被打破,而以“让某国再次伟大”为核心的保护主义开始盛行。在新的背景下,全球经济中的“共赢”色彩在褪去,而“零和游戏”特色在增强。

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十年,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差异化,不仅没有缩小,反而有加大的趋势。全球主要央行“大放水”形成的资本过剩环境,促成了全球从金融危机中复苏;但当美国和欧洲经济复苏后开始回归货币正常化时,被流动性抬起来的新兴市场国家,开始承受紧缩政策的代价。前述“脆弱五国”和“新脆弱五国”,就是新兴市场国家中的身体脆弱者。

中国的经济体质和综合实力虽然与上述“脆弱”国家有很大不同,但仍有需要警惕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。不论如何,过高的债务(尤其是外部债务)、虚弱的资产负债表、国内经济缺乏足够的产业支撑、国内市场对经济的支持不足、社会保障残缺不全、企业经营发展的环境恶化、中产阶级对本国市场信心不足……这些因素都会削弱投资者对国内市场的信心。一旦经济环境出现重大变化,就可能诱发更大的风险。规模较小的新兴市场经济体,就可能变成“脆弱”国家;规模较大的新兴市场国家,结果可能就是跳不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

整理编辑:Jeff Ma、冀敏璇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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